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怎样真正升级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深化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两字之差意味着什么？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让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

两字之差让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更加鲜明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告诉记者，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和发展，将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的改革也一直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但由于政府这只手还存在干预不当、管得过多的问题，影响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妨碍市场发挥作用的问题和现象。首先，市场开放性不够，部分领域存在不当准入限制，民营资本往往遭遇“弹簧门”“玻璃门”和“旋转门”。其次，竞争公平性不够，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现象时有发生。再有，市场运行透明度不够，人为制造寻租空间，部分基础产业和服务业价格尚未理顺，存在严重扭曲。

另外，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到位，国有和集体土地同地不同权，加上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独家垄断，不仅造成土地价格扭曲和配置低效，而且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

因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升级到“决定性”，抓住了我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核心，有助于解决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国际因素的巨大变化，也促使我们重新定位市场的作用，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

刘世锦告诉记者，从国内角度看，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进入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在经济结构上，将要由过去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多依靠外需，转为消费为主、服务业为主和更多依靠内需。在增长动力上，要由以往更多依靠要素投入和模仿国外技术，转向更多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不同，所配套的体制条件也应当相应调整。

比如，搞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转向创新和技术升级时，政府的优势就不明显了，插手过多还会带来副作用。所以，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逼迫我们必须深化改革，改出一套与新的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另外从国际因素看，这么多年我国的改革始终与开放相伴而行。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竞争，表面上看是产品、技术、产业等的竞争，背后则是体制机制的竞争，是制度竞争。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正试图形成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将来很可能对我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形成战略挤压。面对这种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要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内深化改革的动力，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

“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过多，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经济的活力、效率因此受到影响。未来政府要减少或退出直接配置市场资源。要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手段要减少，经济手段要规范，法律手段要强化。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指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都要交给市场；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不要越位；再就是要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政府所有的行为都要规范、公开、透明，具有可预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城环所所长潘家华说。

不过，在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全会决定也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又该如何理解呢？对此，专家表示，这里的政府作用绝不是替代市场去配置资源。

刘世锦指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主要应表现在保护产权、保障公平竞争、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等方面。政府发挥这些作用的目的，是为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环境、提供服务，而不是替代市场的作用。

我们现在经常说政府作用过强，但仔细分析一下，在上面提到的领域，政府作用发挥得还很不够，有的差距还相当大。政府现在作用发挥强的领域是行政审批、行政性直接干预，还有对资源的过多直接控制等，这正是政府职能转变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也表示，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利于培育更加健康的市场，但权力下放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撒手不管。

给市场更广阔的空间

在明确了市场与政府各自关系定位之后，未来又该如何贯彻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呢？

专家指出，全会决定提出的具体政策措施很多。一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同时进一步拓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二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三是把健全要素市场作为完善市场体系的重点。四是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着力推进以开放市场、破除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的改革。五是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放宽相关领域的准入限制，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以开放促改革，释放服务业的发展潜能。

刘世锦告诉记者，决定中很值得关注的一项突破，就是提出实行负面清单准入管理制度。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是指列出禁止和限制进入的领域清单，清单之外的领域都可以依法自由进入。这不仅是市场准入管理方式的改革，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首先，负面清单只管企业“不能做什么”，与正面清单规定企业“只能做什么”相比，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体现了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变。其次，负面清单大幅度收缩了政府的审批范围，条款相对清晰，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自由裁量权和相应的寻租空间。第三，负面清单不再提出“鼓励类项目”，企业发展将更多依靠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最早出现在对外投资领域，这次将其推广到我国国内市场，平等地适用于国有与非国有、内资与外资企业，表明了我们以开放促改革、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勇气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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